錫器文化

錫器文化

千古蒼桑話硔王

發布時間:2015-09-30點擊數:4170


                        千古蒼桑話硔王(一)
祭祀硔王
董輔王綠松石石質印章
  “硔”,指錫的富礦,是個舊地區獨特的稱謂。“王”最早為中國君主的稱號。“硔王”即對錫礦領域的開發占有絕對支配地位或有重大貢獻的人。
    個舊歷史上,“硔”用作“礦”的異體字或通假字,“硔”即“礦”,“硔王”與“礦王”實則是同一意義罷了。
    祭祀礦王,是個舊錫文化特有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的盛大活動。在個舊市政協文史委編輯出版的《歷史背景》一書中,由原市級老領導政協主席張俊先生所寫的《個舊歷史上的祭礦王》的文章中說:“個舊歷史上所祭礦王,先是礦脈龍王,后又增祭開山礦王,讓我們基本上知道了祭祀的對象”。最早在《崇祀開山礦王序》碑文中也有記載:“個舊廠民之祭祀礦王,由來已久矣。而礦王衛定疆的推出,更是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民國十九年(1930年),由云廟管事吳樹槐等人,借建陽文學社設壇于五圣帝君神位之前,祈求神靈,設壇降乩,把一個史書無載、古跡無傳的貴州省垣人衛公定疆,元末來個采礦歿于此地,年七十二未娶,因無子嗣,其生日為三月初六日,忌辰為八月十二日,其人一生正直,待砂丁寬厚和平,蒙上帝查有勛勞于世,封為開山礦王。此即辟為個舊錫廠礦王也。并于當年夏歷三月初五,即:1930年4月4日,開始祭祀定名為‘開山礦王會’,會期三天,此活動延至1950年個舊解放后才停止。”根據這個記載,我們得出了這樣的兩個結論:一是礦王的產生,主要是衛公定疆,待砂丁寬厚和平、一生正直、敢于仗義直言,而且蒙上帝查,有勛勞于世,而獲得“礦王”稱號。其次,個舊正式祭祀礦王的具體時間為民國十九年,即:1930年4月4日起,到1950年個舊解放時止,整個祭祀的時間延續了20年。但遺憾的是,我們到目前仍無法得知,祭祀礦王的盛典為一年一祭,還是三年或五年一祭,規模有多大,具體祭祀的禮儀習俗是什么?這只有待后人去研究解讀了。
    在《氣質個舊》一書中,由作者陳麗娜所撰寫的文章《硔王:與大錫唇齒相依的人》中說:“據傳,元朝時期,貴州有個叫衛定疆的商人經商到滇池邊,聽說滇南盛產錫,于是攜兒帶女來個舊辦廠。”此考證依據,不知從何而來?2005年“中國錫都·個舊首屆錫文化旅游節”,在金湖文化廣場上舉行的規模宏大、富有古韻的祭硔王儀式,應算是歷史的傳承和光照后代的大典了。
    1989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在卡房黑螞井89GHM1號漢墓中發現的董輔國綠松石印章,后經留日歸來的文化藝術界人士段冰先生從中國文字的發展史和傳統的書寫方法進行研究后認為:應解讀為“董輔王”。該印章略呈方形,丘狀紐,邊長1.7厘米,高約1.7厘米,從印章的形狀和尺寸特征看,屬民間印章而不是官印。而后從發掘的墓葬規格及隨葬品中,證明了這一結論的正確性。
    在卡房黑螞井漢墓從1989年10月—2010年10月的21年漫長的發掘工作中,共發掘各種規格的漢代墓葬43座,從規格看,分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三種。大型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帶有長斜坡道,面積大多數在15平方米以上,個別墓還發現有封土堆,像2010年GHM19號墓葬中,基本都有熟土二層臺。中型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一般不帶墓道,面積大于6平方米,而小于15平方米,有的有熟土二層臺,有的無二層臺,只是直壁、斜壁或墓壁經過涂抹拍打。小型墓葬也都是長方型豎穴土坑墓,不帶墓道,面積小于6平方米。一般直壁、墓壁都經過涂抹拍打,墓底與墓口尺寸相同。而發現董輔王印章的墓葬,屬小型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殘長250厘米、寬240厘米、深80—85厘米、墓向357度。墓葬北部挖礦時被破壞。有棺木、墓室東端底部有朽毀的棺木漆皮。隨葬品置于墓主的東西兩側,其中,在墓室的西南角有數件漆器,可惜已經朽毀,無法取出。墓中的隨葬品有石硯臺兩個、環首鐵刀一把,董輔王綠松石印章一枚、侈口重腹單耳陶罐一個、侈口直腹雙耳陶罐1個、殘陶器兩堆、敞口圓腹平底陶罐一個、五銖錢三小堆、銅管一個、銅帶鉤一個。
    據郝建平先生在《論漢代厚葬之風》文章中所說:“中國古人十分重視送死,從修建墳墓到對死者的裝殮、送葬、埋葬、祭祀活動,形成了一套復雜的禮儀制度和習俗,而它們在不同時代又有著不盡相同的表現形式。”
    縱觀中國古代的厚葬史,雖曾有過相對薄葬期,但它為時甚短,而厚葬是喪葬民俗中的主流。特別是兩漢時期厚葬之風頗為突出,其不少做法為后代所承襲,影響達兩千多年。
    漢代的葬具為棺槨,據已發掘的墓葬來看,各等級使用棺槨的層數為:諸候王和列候3—5層,中下級官吏及中小地主3—2層,庶民只用木棺,不用槨。
    看兩漢喪葬,厚葬之風愈演愈烈,“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它既有歷史傳統的影響,也有現實的原因。首先,靈魂不滅觀念盛行,認為人死肉體消失但靈魂不亡,仍能參與和影響人們的活動。這種觀念一出現便迅速流行,為漢代各階層所推崇,并與陰陽五行、讖緯、神仙方術等宗教迷信思想糾纏在一起,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祭祀也就成了一種經常性的活動。為能使死者能過上舒適、安穩的生活,厚葬就成為不可避免之事。真可謂“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

千古蒼桑話硔王(二)
三羊盒
“趙喜”篆書銅質龜鈕印章
    儒家孝道思想,對漢代統治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孝道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主要表現在厚葬之上,有書記載:“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于世,光榮著于俗,故黎民相摹效,以致發屋賣業。所謂喪禮孝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這一記載,更是把厚葬的形態,推到了極致。
    如此看來,董輔王墓屬庶民墓葬,男性,享年不詳,從隨葬品看,家景一般,并不殷實,但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兩方為長11.5厘米、寬4.4厘米、厚0.3厘米的長方形青石質的普通硯臺隨葬其中,但也無法判斷其生前所從事的職業。從考古實物也無法佐證董輔王的官方身份。僅存的一把環首鐵刀,殘長25.2厘米,環首、直背、單面刃,刃鋒部上弧,只可能是人在礦山的防身自衛武器,不可能是官方配發。
    2007年9月29日,在寶華山寺,新建的硔王殿旁的照壁浮雕上有一穿朝服、頭戴法冠、外罩短袖長袍、束腰背手、長須飄忽的中年漢子,愁眉緊鎖、心事重重,博山爐里焚香、長條案幾的桌面上,擺放待批閱的竹簡,一幅活脫脫的漢官形象,而在市中醫醫院旁的漢白玉照壁上的董輔王浮雕像則是頭纏寬額毛巾,赤裸上身,身披S紋綏帶,腰圍長裙,大眼絡腮八字胡,雙手扶中空抖叉的少數民族形象。兩個董輔王的浮雕像各有特色,藝術來源于生活,這個生活應當是在真實基礎上的再創造。
前一個形象,憂國憂民,好似面對一個發展中的難題,在思慮怎樣去破解,在考證怎樣去發展;而后一個,則是一個有異域風格的外來民族形象,設計者的目的大概是以開放、兼容、和諧、發展為主題,畫款提詩為:“董輔國,漢代開礦賁古,青銅文化南滇出,開山礦王董輔國,俑燈銅印舉世殊。”從墓葬的長、寬和隨葬品來分析,不可能埋葬高大的外來民族個體。
    謐美、贊頌之詞,因為一枚印章的發掘出世,而不絕于耳。但是,不知何時,這枚印章竟然被抬到了“硔王”的崇高位置。就印章本身的質地來講,很多作者所著的書中,說它是一枚刻有“董輔國”三字的銅印。為此,在這里慎重地更正,此印為綠松石質地,略呈方形,丘狀鈕,陰刻篆書“董輔王”三字,邊長1.7厘米,高約1.7厘米。其實,按漢代官印的質地來分,綠松石石質印章,也不屬于官印的范疇了。
    在呂寶善先生所著的《古滇國與董輔國》一文中說:“紅河流域—個舊附近在漢代出現‘董輔國’是可能的,它可能隸屬于‘滇國’。”而有的人則猜測說:“此銅印可能是漢代中原統治對云南邊地派出官員之‘官印’等。”在出土隨葬品的佐證下,這些說法只能是猜測,且站不住腳。在無實物佐證和典籍史料記載的情況下,憑一枚印封“硔王”,這可能是太想當然的結果了。
    如果按這樣的說法,2010年10月下旬發掘的GHM29號中型墓葬出土的邊長1.4厘米、高1.3厘米的銅質龜鈕,陽刻“趙喜”篆書印章及GHM34號墓葬出土邊長1.5厘米、高1.2厘米的銅質橋型鈕無字印章,是否也應該憑印而封為硔王。
    就墓葬而言,它的規模比董輔國墓還大,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位于發掘區東北部,方向260度,開口于表土層下,墓口距地表深120厘米。墓室口為長方形,長380厘米、寬200厘米,墓坑深175厘米。墓內的直壁都經過多層涂抹拍打,墓壁十分光滑,最外面一層的生土壁則要粗糙些。填土為黃褐色五花土,土質疏松,土中夾雜有木炭屑,在填土中發現一件殘陶器。
    隨葬器物也比較豐富,出土27件(組),根據質地可分為銅器、陶器、鐵器、石器。銅器有盆、簋、帶鉤、盒、駑機、箭鏃、五銖錢、銅渣以及印章等,陶器大多為罐類,鐵器有環首刀、夾等,石器為一套黛硯。其中,出土的一件銅盒,制作別致,器身刻有精美紋飾,器蓋上有三只臥羊。陶罐等在墓室縱向一字排開,位于墓底北側;銅帶鉤、銅印章、石黛硯等位于墓府中間,銅弩機、銅箭鏃位于墓底東南角。另外,在墓底東部發現有劍鞘腐朽痕跡。
    2010年29號墓出土。口徑9厘米、底徑6.6厘米、通高8.5厘米。帶蓋,蓋頂中央有一環耳,子母口,圓弧腹,圈足。蓋頂鑄造三只羊模型將器蓋三等分。器表鏨刻精美的神獸神鳥紋、三角紋等。
從規格看,趙喜墓比董輔王墓的規格還高,屬中型墓葬;從隨葬品分析,趙喜家境殷實、富有,生前可能從事過與冶煉行業有關的職業,但同樣無法證明趙喜的官員身份。

千古蒼桑話硔王(三)

寶華山寺浮雕上的趙天爵浮雕像

中醫院旁的漢白玉浮雕上的趙天爵浮雕像
    在《漢代官印制度考述》的文章中記載:“官印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璽印的質地來劃分,有皇帝璽印、金印、銀印、銅印四個等級。在這四個等級中,又通過印鈕、印文、形狀分成出了若干等級。”如此一來,研究兩漢的官印制度對深入了解漢代社會政治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
    從“趙喜”印來看,雖然為青銅質地,方形龜鈕,鈕上有穿,便于結綏隨身佩帶。但必竟尺寸太小,與官印還是相去甚遠,而且官印只有官名而無姓氏,所以把此印定為實名私印還是較合適的。
    綏作為漢代官服的一個配飾,將印的等級以更加明顯的方式表達出來,從綏帶的長短、色澤等方面就可以直觀地看出此官員的等級,如承相賜金印紫綏,太仆官吏賜銀印青綏,太史令賜銅印黑綏。
    從黑螞井發掘的墓葬看,隨葬品中有銅渣、鉛餅,還有鑄成后未經打磨、且無使用痕跡的刻有精美紋飾的銅帶鉤,在該村以東卡房陡牛坡村發現的2萬平方米的古冶煉遺址,還有在倘甸磚廠出土的“大泉五十”青銅鑄幣合范,說明了在漢代該地區采礦業的繁榮和發達。有漢代的官吏管理也在情理之中。
    從漢朝官員的分管職責看,黑螞井地帶最多只會分設考工令:分管制做兵器、弓弩、刀鎧;尚方令:主做器物;鐘宮令:主鑄錢幣。這些官員的最高級別為從六品上,最低為正九品下。
    如果憑印就封“硔王”,“趙喜”是否也應該躋身在漢代硔王之列,和“董輔王”一起共享“硔王”的尊位呢?
    而另一個“硔王”趙天爵,在《新篆云南通志》以及個舊寶華寺碑記中均有這樣的記載:“趙天爵,字維修,清康熙時人,原籍通海縣,世居個舊為開天辟地之辦礦者。彼開辦閔家洞,前后垂三十六年之久,惟前十八年僅獲瘦塃,廣折不堪,家私典質殆盡,以為供應,并勸工人離散,而工人感趙公之恩遇,皆依依不忍離去,趙公此時窮途潦倒,深受窘迫。于枕畔尋得銅錢數十紋,私自逃亡。不意工人在硐內挖獲旺礦,及遣人四處追尋。趙公行經寶華山廟前,遇大蛇阻路,公驚駭,昏絕于地,追尋者適得截之,告以挖回旺硐,不信,二人強架行之,迨返抵硐中,果見旺礦疊疊,大喜過望,加緊開采,所獲愈豐,均系大塊凈塊……由是趙公積資巨萬,遂成一大富……公致富后,年已衰老,乃停止辦廠,以所蓄修建寶華寺……后人感念公之德行,鑄其銅像,祀于廟中,供人瞻仰,尊之為趙老祖公。”我市著名作家段錫先生在1990年《個舊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中《個舊礦史溯源》一文中也把趙天爵厚待砂丁、開礦致富、回報鄉梓的事跡說得很清楚。
   “三硔王”中,元代衛定疆的情況和趙天爵大致相同,在《崇祀開山礦王序》中記載說:“為人一生正直、待遇砂丁、寬厚和平、有勛勞于世。”簡單明了,無具體事例。不像趙天爵事跡清楚,形象豐滿,性格突出。
    誰是真正礦王?在《開在大錫額頭的蕎花》一文中說:“歷史上,有突出貢獻或最早開拓項目者,也會被皇帝封為王,有的當時未被封王,后人為追認其功,民眾也會把他們尊為王。如戰國時代李冰父子治水有大功,在四川岷江流域建設了很多水利工程。其中以都江堰最為著名,由于李冰當時只是個太守(相當于三品官,省長的職位),并未被皇帝封王,而后人尊他父子為王,在都江堰旁沿山建二王廟,以示崇敬。”
    這就讓我們知道了,首先封王的權利在皇帝,如劉邦分封諸候為異姓。其次由民間認可,而民間認可的事跡在于對鄉梓、對民眾有大貢獻。
    而上述“三硔王”的認可過程,據王錫慶先生在2003年所著的《錫都史藝文集》中《個舊三代礦王之由來》一文中所說:“經個舊市政協組織了一次由有關人員參加的座談會上,統一了觀點,達成了共識,定董輔國為個舊第一代(即漢代)開山礦王,衛定疆為個舊第二代(即元末)礦王,趙天爵為個舊第三代(即清代)礦王。”

千古蒼桑話硔王(四)
寶華山寺衛定疆浮雕像寶華山寺衛定疆浮雕像
    隨著考古物品的逐一問世,以及對錫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對現有材料的剖析,礦王或硔王的稱號確定在他們身上,是不太合適的,不論從他們本身的事跡和產生的程序和影響,都遠遠達不到封“硔王”的程度。
衛定疆是由相當于民政局的民間組織管理科所管轄下的社團組織——個舊建陽文學社于民國十九年(1930年),祈求神靈、設壇降乩,“蒙”關圣、文昌等玉帝君“傳諭”產生。
    降乩,又稱“扶箕、扶鸞”,是道教一種通達神明的方法。扶乩時,神人相通,仙真通過乩手以文字向信眾傳達訊息。
    乩由乩盤和乩筆組成。乩盤是一個約半平米大小的木盤,里面盛著細沙、乩筆的則是一根分叉的樹枝,枝分兩極,在分極的地方鑿一個孔,在垂直的方向再插一根小木棍做為乩筆。扶乩進行時,正副乩手分站左右,閉目存神,報字、錄文,平沙各一人,共同合作進行。乩手要求嚴格,必須為入道多年,心沉而靜定的道長。歷代扶乩,有金、木、水、火、土等各種類型之乩,但現今多已失傳。
    從整個設壇降乩的場面看,我們無法感受到尊“衛定疆”為礦王,卻顯然產生了歷史的英雄神話神彩的氣氛。
    從州級文物保護單位寶華山寺的浮雕看,布襟束發,圓領短袖套長衫,手拿尖角長錘,基本符合傳說中的衛定疆形象。
    而中醫院旁的步行街漢白玉照壁上的衛定疆則是頭戴翅葉官帽,身材偉岸高大,兩目圓炯,氣定神聚,身穿錦繡寬袖長袍的官員形象,詩曰:“元代錫業再興旺,黔省人士衛定疆,終身辦礦古臼廠,后人敬仰尊礦王。”則與事實相去甚遠了。
    不管是寶華山寺浮雕上的趙天爵,還是中醫院旁的漢白玉浮雕上的趙天爵,這兩個形象均為清代民間人士,頭上垂長辮,短襟長衫,較為民眾所接受,心目中的趙老祖公就是這個樣子,詩曰:“清代通海趙天爵,傾其家產開礦山,所獲千金盡建寺,三代礦王美名傳。”基本上所陳述的就是記載中的事實了。《寶華山寺記》:“地以人傳,人亦以地傳,寶華山若無趙天爵,則此山之景不出;趙天爵若無寶華山,則善士之名亦不彰。”
    在此基礎上,又有人提出,在錫都歷史上做出過杰出貢獻的陳鶴亭、繆云臺、呂冕南也應該尊為礦王,把“錫都三礦王”和“錫都三杰”合稱為“錫都六代礦王”。
    那么,是否錫都“礦王”的排序,還要從遠古的各個朝代去探尋、去推斷呢?
   “王”:最早為中國君王的稱號。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及天子所封列國諸候也稱王。王成為皇族或功臣最高的封號。如:郡王、藩王、親王等。
    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在其所著《說文解字》中說:“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劃而連其中渭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入王之屬皆從王。”
    由此可見“王”的神圣、以及“王”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05年中國錫都·個舊首屆國際錫文化旅游節新聞發布會上,時任中共個舊市委副書記的王丕勛同志代表中共個舊市委、市政府向中外記者發布:“硔王是一個集勤勞智慧、開明進取、仁厚守德、堅忍執著、百折不撓等美德于一身的錫都人民敬仰的開礦者形象,不僅僅指哪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所有勞動人民的化身和象征。”這就權威性地把“硔王”的身份定位在了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人民創造歷史,勞動開創未來”的指示上了。
    錫都的歷史文化和輝煌是千萬個勞動者共同創造的,他們每一個人,以及更多還在各條戰線默默奉獻的勞動者,都是層出不窮的新“硔王”。若還要去歷史的研究中定位“硔王”是哪一個具體的人,意義已經不大了。
    與此同時,對于錫文化的研究,應該從表面現象中去探究、細微中尋蹤跡,從大量的考古材料中去辨真偽、明是非,按歷史的發展脈絡和縱深,從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結合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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