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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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錫之路

發布時間:2016-01-15點擊數:3630

     中國卷帙浩繁的古文獻,對于錫的記載,既非常豐富,又歷史悠久。
    《山海經》中收錄多條有關錫的最早記載。它們可能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大錫歷史文獻。"龍山……其下亦多錫";"灌山……多白錫"(《中次八經》)。"嬰侯之山……其下亦多錫";"服山……其下亦多錫"(《中次十一經》)。《山海經》地名甚難稽考,撲溯迷離,但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些地名都位于古荊州的西部,很可能是指云南和廣西一帶。《周禮》中有"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地官·礦人》);"其利金錫竹箭"和"其利丹、錫、齒、革"(《夏官·職方氏》)。"吳越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考工記》)。《爾雅·釋器》中有"錫謂之鈏"。《尚書·禹貢》中也有"……厥包桔柚錫貢"。《戰國策》中有"破堇山而出錫"。《越絕書》中更有"赤塋之山,破而得錫"的記載。此后,中國歷代正史、筆記、方志中有關大錫的記載更是汗牛充棟,俯拾即得,本文不再一一贅述了。
    對于云南錫的記載,據段錫、王丕勛和余春澤諸先生考證,最可靠的早期記載應追溯到《漢書·地理志》:漢武帝改滇王國為益州郡,"中有賁古縣,其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南烏山出錫"。據他們考證,其中的"賁古"應為今之蒙自、個舊一帶。個舊錫礦始采自西漢,崛起于清代,鼎盛于新中國成立后,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這樣悠久的歷史,在世界采礦史上也是難覓其蹤的。"錫都"的美名不僅緣起于其生產規模,而且也應歸功于其源遠流長的歷史。
    大錫在世界范圍的流通,也有許多謎團。大錫之路確實存在,只是許多細節尚不明確,其具體路線尚待勘定。中國上古時代的青銅器,就已經在中國周邊地區廣為流布。在南亞、東南亞、中亞和朝日等地區與國家,均已發掘出土過中國青銅制品。這是大錫之路的雛形期。
    大約從公元6-7世紀開始,首先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世界的商人東來,尋求大錫。他們的目的,也無非是宗教與戰爭。穆斯林清真寺中的大量燈盞、燭臺,基本上是錫制品。波斯-阿拉伯騎兵部隊的兵器、馬衣和馬具亦為大錫制品。這是大錫之路的形成期。
    自16世紀之后,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對外擴張,他們在海外四處尋找黃金、白銀、銅、錫等礦產品和其他初級工業原料,出現了一次"淘金尋寶熱"。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合金業、電鍍業與焊接業的發展,更導致了西方瘋狂的掠奪東方和拉美(巴西、玻利維亞)的錫礦資源,從而促生了大錫之路的興旺發達期。
    在遠東地區,自18世紀以來,基本上是英法兩大殖民列強在爭奪資源、產品和市場。英國將緬甸和印度作為其在遠東的鴉片種植園,其所產鴉片,又都被轉銷于東亞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英國利用從鴉片交易中賺取的巨額利潤,大肆采購中國的絲綢、瓷器、中藥等生活必需品。法國不甘落后,依靠它在印度支那的勢力,而力圖將中國的云南(也包括廣西和四川部分地區)變成自己的鴉片種植園,以與英國人競爭和抗衡。英國將錫蘭改造成了它在遠東的茶葉種植園,以擺脫用大量白銀采購中國茶葉的窘境,并將其所產茶葉銷往亞非其他地區,從而賺取外匯。法國也瞄準了云南的滇茶,企圖將云南改造成法蘭西的茶葉生產基地,與英國人一比高低。西人東來,也尋求香料和香藥,特別是麝香,還踏出了一條麝香之路。我國麝香的產地主要在西藏,但英國人依靠他們在印度的勢力,基本上壟斷了西藏麝香的交易。法國人也被迫在云南尋求麝香,千方百計地企圖將云南變成一個香獐子的養殖場。至于大錫,法國人參與對個舊錫礦的開采與冶煉,也是與英國人競爭的結果。因為亞洲另一個大錫生產的重要中心是馬來半島和印尼,特別是巽他群島(Sonde)、班加島(Banka)和蘇門答臘(Sumatra),那里生產的最上乘的大錫是班加錫。英國人基本上控制了這些錫礦。所以法國才不惜投入重金,開采云南個舊的錫礦與其他礦產,而且個舊錫在當時就較馬來錫優質得多。法國于1889年在蒙自開關,從1903年起修建滇越鐵路,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開采個舊的大錫礦。
    由于英國人當時扼住了遠東海上貿易運輸的咽喉-馬六甲海峽,并經那里將馬來和印尼大錫銷外世界各地或運回國內。法國運輸個舊錫礦和大錫,只好被迫走過了一條奇怪的迂回之路。他們先將大錫及其礦石運到曼耗,再經紅河或滇越鐵路運往越南,特別是北圻(東京灣)和海防諸港口,其后再從那里轉運香港,推銷于世界市場。大錫之路,于此時便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外文史料中有關個舊大錫與大錫之路的記載
    在這方面,筆者首先要提到法國里昂商會1895-1897年中國考察團,對個舊大錫及其相關產品的記述 。
    在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及其附件《另約》和《議定專條》之后,法國政府感到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入考察中國大市場、資源以及中法貿易的前景,這也是法國政府在亞洲所關注的一大焦點。當時中國共有3.5-3.6億人口,基本上與整個歐洲的人口相當;中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稠密度為80人,而歐洲只有40人。19世紀后期,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與中國有著2300多公里的邊界(從湄公河畔到芒街)。法國于1843年就曾向中國派出過由拉萼尼(de Lagrenée)率領的第一個使團。法國里昂與遠東的關系最為密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港之一。中國上海于1897年出口的生絲包中,便有36862包被送往法國里昂。鑒于這樣的背景,法國政府便委托里昂商會派遣商務考察團赴華。法國里昂商會與法國的其他的商會,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它共邀請12個商會(巴黎、魯昂、埃彼納勒、蘭斯、圣埃蒂安、勒阿弗爾等重要城市)各自以派遣特別代表的方式,參與中國商務考察團的工作。其中馬賽、波爾多、里爾、魯貝、羅阿納等5個城市的商會給予了這次考察必不可缺而又可貴的幫助。
    里昂赴華商務考察團中包括絲綢、絲綢紡織和絲綢印染專家。杜克洛(Duclos)是畢業于圣埃蒂安礦業學院的學生,系冶金與礦業方面的代表。斯庫爾弗爾(Sculfort)是里昂地區的商務總代表。維亞爾(Vial)和瓦爾斯(Waeles)是北方工業界的代表。
    這是一項"國家企業"的考察活動。法國外交部指令在華居住30年的法國駐蒙自領事彌樂石(Rocher)領導考察團。因為彌樂石曾多次赴中國內地旅行并精通漢語。法國外交部給予這個商務考察團極大支持。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Anguste Gérard,1852-1922年,1893-1897年任駐華公使)通知法國駐九江和漢口領事哈士(F·Haas)、后來繼彌樂石任法國駐蒙自領事的喇伯第(Dejean de La Batie)及其辦公室主任魯鼐安(Launay)等人都給予鼎力支持。法國外貿部長安德烈·勒本(André Lebon)和殖民地部長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法國海軍部指定一名醫生德布倫(Deblenne)陪同考察團,負責他們的健康問題。
    法國里昂商會派團不遠萬里赴華的目的很明確。其第一項計劃就規定:里昂商會赴華商務考察團的目的是為了法國的利益,而考察中國與印度支那毗鄰省份(桂、滇、粵)以及四川省的經濟和商業資源,僅限于追求法國的公共利益和法國殖民地的擴張目的,不允許考察團成員自己及其顧主從事任何商業活動。總而言之,其目標是"在法國殖民地與中國之間建立貿易聯系"。其中有一位水師專家彼埃爾(Pierre),負責考察紅河流域,以方便與印度支那的江河通商。他們的第二項目的,便是考察中國的大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經濟與商業價值,特別是其養蠶繅絲、種植茶葉和開采錫、銅礦的能力。他們還要考察如何將川、滇和桂三省與法國在亞洲的直接商業或政治勢力范圍聯系起來。
    該考察團于1895年9月15日從馬賽出發,于10月間先后到達西貢,考察了從西貢至北寧一線。1895年11月間,考察團從河內到達中國云南省的曼耗。同年12月期,他們從云南的蒙自,經阿迷州和通海而到達云南府。1896年1月,他們從云南府出發,在楊林分成兩組。一組由彌樂石率領,另一組由貝爾尼埃率領。前一組從東川府到達昭通府,再赴四川成都;后一組則到達貴州。直到6月間,第一組才經漢口赴上海;另一組則到達四川松潘地區。兩個小組最終于8月間返回西貢,9月間回到馬賽,順利地結束了這次考察。
    根據法國里昂考察團的考察報告,當時云南已形成一定規模的產品,主要有6大類:礦產品、鴉片、茶葉、麝香與皮貨。
    云南的第一類產品是其礦產品。礦產過去曾是云南的主要財富來源。根據杜克洛先生的現場考察,云南蘊藏著幾乎是當時世人能知道的全部礦藏。其中的銅和含銀鉛礦的儲量很大,同時還有鐵、錫、鋅、鎳、汞等礦產品,最后是儲量極大的煤炭。不過在1855年左右,所有礦藏的開采量,均不如過去那樣繁榮興旺了。
    至于個舊的大錫,每100斤錫可根據不同質量而售價11-21兩白銀。個舊有相當數量的大錫被當地官吏們作為營業稅而征收。清政府為個舊錫礦大錫的出售,專門制訂了官方條例。一等錫表面很平滑,具有金色的閃光條痕,其斷面似銀。每1000斤(中國的每斤金屬錫相當于604克)價值190兩白銀。二等錫在冷卻之后,具有帶金色條紋的巨大花枝圖案,其斷面不及一等錫那樣清晰和光亮,每1000斤價值170兩白銀。三等錫冷卻后的表層具有不太明亮的細樹枝狀,其斷面灰暗無光,每1000斤價值150兩白銀。四等錫冷卻后的表面具有蠅翅狀和芝麻花狀花紋,斷面更加暗淡無光,每1000斤價值120-130兩白銀。由此大錫的這種花紋圖案,所以大錫又被稱為"花錫"。國家不允許產自個舊錫山的大錫落入私人手中。所有被用于當地消費或輸出的錫,都必須經過礦務局礦監之手。由該官吏核定的重量和質量,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被奉為合法和最標準者。在礦山中,習慣上使用的重量單位,要比法定的重量重20%。錫錠一般重100斤稍多一點,25個錫錠形成了一張或2600斤。任何采購錫的人,都必須為每張錫交納24.5兩白銀的稅。礦山上的白銀"兩"要比公平兩或公所兩重3%。要交納24.5兩白銀的人,實際上要多付9%。此外,購錫人還必須為太平會交納0.5兩白銀,為礦工的保護神廟錫英廟交0.5兩,為廣南府和云南府的礦工同鄉會交納0.25兩,為礦工交納0.2兩。任何出售錫的人,也必須向國家交納11兩白銀的稅。他也必須向太平會交納0.5兩,為錫英廟交納0.5兩,向云廟交納1兩,為礦工交納20兩。當賣主將錫錠交給礦監過完秤之后,賣主便對一切都不再負責了。這些條例是根據經驗和為了商業利益而制訂頒行的,行用于所有的錫礦中,任何官吏和商人在未得到上司的同意之前,都不能對此作任何修改或變更。
在1893年-1897年間,經由蒙自海關而出口的個舊大錫數量如下:
年代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重量(公斤) 1951282 2377042 2464380 2101430 2512560
    由此可見,大錫是蒙自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自蒙自出口的大錫,完全產自個舊錫礦。法國在蒙自開關,主要正是為了經營個舊大錫之目的。這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蒙自出口與進口之間的逆差,要由云南的煙土和茶葉來平易。法國里昂商會中國考察團的斯庫爾弗爾先生,詳細介紹了赴蒙自的外國進口商是如何將個舊大錫攫取到手的,他們獲取個舊錫首先是為了投放香港市場 。
    外來商客必須與個舊的錫礦主直接打交道。由于這些商客極其強大的支付能力,所以特別受青睞,況且大錫也甚為昂貴。進口商們都會向個舊錫礦主提出大錫的具體質量標準,至少要使他們覺得其質量能達到可通得過質檢標準的水平。
    當時買賣雙方共對的是一種購銷大錫的口頭協議。
    大錫采購商要保證:隨著錫礦石的采掘和金屬大錫的冶煉,必須向礦工們支付必需的資金。這種提前支付的預定金,是分別以銀錠、銀圓、食油、大米和煙土折價的。
    錫礦主要保證:①根據他們收到的預付金,而必須向蒙自的外來采購商支付利息。其利率差別很大,平均月息為1%。②要優先向蒙自采購商交付已冶煉好的成品金屬大錫,而且還要逐日地交付,一直到其價值達到預付款項的本利額為止,然后方可尋求向其他采購商出售。因此,大錫形成了蒙自批發商們預訂貨款的保證。蒙自其他商品采購商的定貨,可允許供貨方以大錫作抵押。
    大錫的價格是根據需求規則而確定的。在大錫交貨時,又要遵守個舊礦主之間的同盟安排,況且其價格一般就相當昂貴。在自1854年(咸豐四年)起,于云南臨安(今建水)等地爆發的回民起義之前,也就是在個舊錫礦效益最佳的時代,個舊大錫的實際售價大致如下:每擔一等大錫價值9兩白銀,二等和三等大錫的價值分別為8兩和7.5兩白銀。回民起義被鎮壓后,由于礦工被殺和礦井遭毀,所以大錫的價格分別暴漲為:每擔一等大錫價值15.25兩白銀,其余兩等大錫則分別價值13.5和13兩白銀。這就是說上漲了80%左右。到了1892年,個舊大錫的價格上漲到了每擔售18兩白銀,達到翻番了。當法國里昂商會考察團于1895-1897年經過蒙自時,每擔一等大錫價值21兩,二等大錫價值18-19兩,三等價值14-15兩。這就意味著上漲了約2-2.5倍。
    個舊大錫產量,于1897年間達到了最高峰,即2500噸。這些錫大都通過蒙自關而運出云南境外。但蒙自的貿易,是一種地道的過境貿易。因為蒙自城最多也只有萬余人口,包括個舊在內的周邊地區的人口也不算稠密,所以那里最多也只能將輸入的商品保留8%左右供當地使用。當法國里昂商會考察團經過蒙自時,那里只有8家大型的中國貿易商行,其中5家由廣東人經營,3家是云南人開辦的。他們在蒙自分別設立了母公司或子公司。
    除了大錫之外,云南幾乎出產所有的金屬礦藏,如銅、含銀鉛、鐵、鋁、鋅、汞等。它們有的是大錫的共生礦或伴生礦,有的是單一存在的礦藏。此外,云南還出產冶煉礦石所必不可缺的能源燃料煤。這些條件也促成了個舊錫礦的繁榮。
    根據法國里昂商會考察團對云南的考察,在北圻(Tonkin,東京灣)的周邊地區,是一片原始的、云母片巖的未開發之地,曼耗附近的山脈是由一片麻巖組成的。在曼耗可以發現類似北圻那樣的石灰巖。它們很可能屬于泥盆紀和石炭紀時代的,而且云南省的大部分土地均屬于這種地質結構。在蒙自與個舊,這種地層又被新生的白粒巖層所打斷。在此種石灰巖地質構造的地層中,便會含有大量的鉛、鋅、銅和錫等礦藏。從蒙自到個舊,特別是在路安州和三家廠一概如此。在石炭紀時代,云南便于這些石炭巖地層中形成了許多礦床。云南人把1853年回民起義之前開采的礦點,稱為"老礦";把回民起義后另行開發的礦點,一概稱為"新礦"。
    蒙自、建水和個舊地區的紅壤地和石灰巖質地,有時也會被一種黑綠色的斑巖地層所隔裂,從而形成了巨大的斷層。該地區主要的銅礦等礦層,均儲于接近于火成巖的地層中。
    云南是一個產銀區。歐洲人自古以來就不看重白銀而追求黃金。他們獲得白銀,只不過是為了從中國,乃至從整個東方購買商品。以東方之銀,采購東方商品,可謂無本求利之典型。
    云南的任何礦石都不能以私人方式交易。即使由私人開采的礦藏,也要受到由礦務局派駐官吏們的嚴密監視。礦務局以它自定的低廉價格收購采掘到的全部礦石。在交納完了各種配額之后,礦主們才可以按不同價格出售其多余的礦石。1897年3月間,云南省礦務局的官吏們以每100斤付9.2兩白銀的價格,向派駐礦山的官吏們采購銅,然后再以每100斤售13-18兩白銀的價格向私人出售其多余的銅。此外,根據官吏的采購與銷售,每斤銅的實際重量也變化不定。清朝有意地設立了市兩、海關兩與礦山量等不同的衡制。該官吏以每100斤付2.586兩白銀的價格采購鉛,然后再以每100斤付3-5兩的價格轉賣給私人。以每100斤付2.856兩白銀的價格采購鋅,然后再以與鉛相同的價格出售給私人。價格取決于金屬的質量及其純潔度。個舊錫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
   云南個舊錫礦的苦難,也曾導致過礦工們的騷亂。19世紀下半葉,云南臨安(建水)回民起義中,便有許多個舊礦工。直到1902年,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派遣石瓦依(Gervais Courtellemont)和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鮑神父(Bonhomme),對云南省從南到北和從東到西考察時,他們從北圻(東京)經云南到達西藏,然后又從緬甸經云南到達四川。他們于其《云南游記》 中曾有記述:
    "蒙自城也如同中國的所有城市一樣,由一道城墻護衛。其城門于夜間緊閉,那些平靜的居民自以為,如此便可以避免夜間發生入室搶劫行為。因為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饑民的個舊錫礦礦工,有時可能會發動此類襲擊。個舊錫礦工的總數在3萬人左右,他們形成了對蒙自的一種長期威脅。個舊錫礦的這批礦工,由于罷工頻繁、心情憤憤不平和起義,而在形成了小業主和工匠群體中的一種罕見的例外。這是由于在整個云南省,蒙自是惟一一個受到人民起義威脅的地點。法國駐昆明領事兼駐蒙自領事方蘇雅(A·Fran?ois)犯了一次嚴重的錯誤,他反對為蒙自這座歐式城市的建設制訂一項全面的規劃方案,以保護蒙自免受個舊礦工騷亂侵犯的可能性。經蒙自而運輸大錫、鴉片、鹽巴和中藥的貿易潮流,具有相當大的活力。盡管該城人口稀疏,但它卻成了云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為它是自紅河運入和輸出云南商品的必經之路。那里要定期接受大清帝國海關官員的檢查。大批騾子商隊將商品自曼耗運入蒙自,然后再由其他商隊轉運往滇北或滇南。由蒙自開關并作為云南商品的集散地,主要是由個舊錫礦造成的" 。
    從16-17世紀起,歐洲分別在德國人、列日人(后來的比利時人)和英國人的影響下,大力發展和改進冶金技術。其具體成功主要表現在鑄炮技術方面,冶金術于其中起了關鍵作用。西方鑄造的紅衣大炮曾幫助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獲得了成功,也導致了滿洲人的勝利,更有助于日本國最終接受荷蘭人。但中國人的冶金術卻僵化于其古老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是禮儀性的工藝中。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對于開礦又有許多禁忌,如害怕掘地傷害生靈、褻瀆宗教等。他們的宗教信仰認為,地下世界也遍布神靈,以開礦而擾亂它們是很危險的。所以,西方在高速發展開礦冶金術的同時,中國卻在沿襲舊規,故步自封和裹足不前,而且兩種工藝之間的交流也并不頻繁和密切。這樣一來,反而由西方向中國輸入金屬了。當然,這些金屬也并非是由歐洲所產,而是于他們的殖民地中或在其他地方生產的。歐洲人最早輸入廣州的金屬是白銀和鉛,其后又有錫。這樣一來,中國的個舊錫在法國人的控制下出口的同時,中國廣州又在英國人與荷蘭人的要求下開始進口錫了。中國人必須消耗大量的錫。因為他們要用錫來制造器皿,而且還用錫合金來制作"蠟燭"。中國人將錫打制成很薄的錫箔,再粘貼在紙片上,然后再向信徒們出售,以焚燒而祭悼亡靈,或者是祭祀神靈,或作其他宗教或迷信用途,其中的大部分就這樣化為灰燼了。英國人商船中經常大量裝運錫,美國學者馬士已對此作過詳細統計。這些錫均來自巽他群島、班加島和蘇門答臘。那里每年大約產錫1500噸。錫的另外一種用途是用鉛、銅和錫合金而制造鉛皮(其中只含有不足5% 錫),作遠洋運輸茶葉的外包裝使用。荷蘭人試圖炫耀性地保持這種產品的壟斷權。
    中國大量出口茶葉,如在1814-1833年間,中國通過廣州海關出口的茶葉數量就已經很大了。如下表所示 :
年代        噸位
1814-1820年 296885
1821-1827年 333977
1828-1833年 360659
    中國出口的茶葉量快接近天文學數字了,這就必須會使用大量茶葉的外包裝鉛皮(鉛錫合金)和內包裝錫箔(合金)。如果按120公斤茶葉為1箱(擔),那就合600多萬箱。其內外包裝所需要的錫已經相當多了。云南錫顯然無法滿足如此之大的需要,只有依靠從馬來亞-印尼方面進口錫了。
    但那些在巴達維亞(Batavia,雅加達)和巨港(Palembang)經商的中國帆船也使用它們。那些經由馬六甲海峽的歐洲船舶,特別是從印度始發的英國船,都會用鴉片而與馬來人交換鉛皮。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強迫班加素丹簽訂過一項協議,要求素丹以每1000鎊錫27弗羅林(florin,英國兩先令的銀幣名)的價格,向東印度公司提供其全部鉛皮產品。這就相當于每噸鉛皮價值47英鎊。但荷蘭東印度公司必然會設法將它們轉賣給英國人,英國人接受為每擔鉛皮支付18個皮阿斯特(piastre),折合為每噸價值67.10英鎊。由于中國出口茶葉數量巨大,所以各國東印度公司將這種鉛皮錫輸入中國的數量,在18世紀期間增加了3-4倍,從1740年或1750年左右的5000-10000擔,猛增到1760年間的3萬擔左右。這種發展甚至鼓動英國人于30年之后,向廣州市場輸入了法國科努瓦耶(Cornouailles)的錫。
    各國東印度公司輸入鉛皮和錫箔的數量 :
   年代 1750年(擔) 1764年(擔) 1768年(擔) 1771年(擔) 1772年(擔)
荷蘭人 9768 28971 20876 24519 7035
英國人 4905 8670 19238
法國人 154 240 117
丹麥人 274
    除了英國經營的錫之外,還有中國的"白銅"(toutenague, pacfung),也被稱為"中國鋅",實際上是由銅、鎳、鋅和錫根據不同比例而制成的合金,主要產自中國的陜西和云南兩省。"白銅"的學名pacfung,事實上出自"白銅"的粵語發音pak-toung之訛變;其toutenague一名,可能派生自馬來文tutiyu nak,但也有可能出自葡萄牙文。事實上,"白銅"主要是摻了銅的錫,鋅并非其基本成份,也可能加入了鐵和鉛等元素,其中也含有使銅白化的鉍。馬士于其《東印度公司編年史》中,多次提到西方多國東印度公司成船或成艙地運輸白銅。各國官府本來都禁止出口白銅,因為它們害怕海盜們用白銅來制造子彈。但幾乎所有的外國船舶都裝載白銅。至少在開始階段如此。因為這種金屬的發展史與錫或鉛皮完全不同,它在18世紀上半葉的產量就開始下降了。英國人于1690-1700年間,每船裝載400-800擔,甚至多達3000擔。他們的這種出口于1715-1730年間,便穩定在250-300擔之間了。惟有駛往印度的船舶例外,其他船舶的運載量往往都相當多,如1722年的艾爾斯號(Eyles)和沃波爾號(Walpole)船各自裝載3700擔,而1732年的康普頓號船(Campton)裝載了3500擔 。稍后,這種產品又被用于平衡船艙的壓船不足,有的商船也裝運得很多,如荷蘭船有時還會裝載1500-3000擔。荷蘭人于1737年裝運過1486擔,1764年為377擔,1771年為1228擔;法國人于1737年運輸600擔,1758年為3450擔;瑞典人于1741年運輸1800擔 。白銅運輸量的銳減,是由于廣州金屬價格猛漲造成的。這也是由于個舊錫無法滿足中國需要的后果。
    實際上,茶葉桶內外包裝的原料猛增,英國人和荷蘭人從馬來亞與印尼大量向中國輸入含錫產品,這一方面與英、荷、法殖民主義者競爭有關;但另一方面,又是英、荷壟斷茶葉貿易的結果。他們從自己的殖民地運來錫,制成錫箔和鉛皮,裝載了中國茶葉之后,自行運走。這當然也反映了中國錫產量的供不應求,但另一方面又與中國錫產量關系不大,是英荷兩國"自產自銷"造成的現象。
    錫箔的另外一種用途是作為高檔香煙的內包裝,即民間所說的"大錫包"香煙。香煙業使用錫箔的數量也是很大的。但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香煙出口國,進口香煙使用的都不是中國錫。故本文不再論述了。
由此便可以洞悉支配中西關系的深刻機制,也就是支配中西貿易節奏的脈搏。銅是其中的最大原動力之一,也就是歐洲80多年間在亞洲從事貿易的一大原動力。但在這方面,第一角色應歸于日本,中國屬于第2位。錫于其中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國湖北、貴州、四川,尤其是云南的銅產量,在傳統上就很難滿足于中國自身的需要。云南的銅是自元代起開始采掘的。當清代著手增加鑄錢量的時候,這種供不應求的矛盾就更為突顯了。清朝從1644年起,便在北京設立了兩家鑄幣廠,并隨著其統一中國的步伐而使各省的鑄幣廠重新恢復了活動。因為在明代,隨著貨幣白銀化和寶鈔的發行,銅錢已經不多用了。由于云南銅的發現,在清代又形成了一個"銅錢的時代"。到1670年左右,大清帝國就深感銅的匱缺了,從而開始從日本進口銅。正是云南的銅"革命"才挽救了中國的貨幣形勢。云南銅產量的增加,既不是某種運氣所致,也不是出于技術上的發明創造,而僅僅是利潤機制的作用。清政府于1724年決定恢復云南開礦的自由,只保留銅礦向政府交納20%的產品的要求。這樣一來,云南銅從1724年的1萬擔猛增至1727年的3萬多擔。到1738年,云南省除了滿足于自身的需要之外,還向北京鑄幣廠供應4萬擔銅。3年之后,便可以提供6.3萬擔。到1752年,清政府由于擁有了充足的銅,故除了增加鑄幣的速度之外,又一次使銅錢升值,使其重量增加14%。大清貨幣經濟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云南銅產量的增減。
    三、繼承大錫文明,拓展大錫之路
    云南個舊,本為一座小小的偏遠山城。但它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卻以"錫都"的桂冠而大名鼎鼎,在國內外的大錫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清代以來,尤其是自法國人根據《中法協議商務專條》而于1889年在蒙自開關,再加上1901年滇越鐵路建成,1915-1936年建成個碧石窄軌鐵路以來,個舊的"錫都"地位,便變得無可動搖了。個舊的錫、東川的銅、大理的石頭變成了云南的三大"硬件"。云南全省,特別是個舊及其周邊地區的銅錫不但支撐過大清王朝的江山,而且也是西方列強覬覦的肥肉,成了中外貿易中舉足輕重的商品。所以,個舊地區成名在于大錫,成功在于大錫,發展依然在于大錫。在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個舊這個中國"錫都"的地位品牌,尚不可動搖,也不會落入他人名下。個舊除了大錫之外,還有大錫的多種伴生礦和共生礦。若沒有了錫銅業,個舊市很可能會變成了一個極其普通的山莊,失去其昔日的名望和地位。個舊也有著自己的特色種植業。這一切都是發揚光大個舊以錫文化,促進多業興旺的基礎。
    個舊的旅游業,已具有了某些有利條件,但要想在旅游業和其他"第三產業"方面做大做強,目前條件尚不成熟。況且,中國的旅游業,已經表現出了嚴重泡沫經濟的征兆,出現了破壞性經營的苗頭,我們不得不防。
    個舊是一個生產性城市,它是因錫礦和其他礦藏的開采、冶煉、鑄造和營銷而發展起來的。生產性城市的功能,與消費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它不能把過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消費和服務業上,而是要使各行各業,都為自己的主業服務,即為礦山和礦工服務。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甚至連昆明的發展模式,恐怕都不完全適用于個舊。個舊更多地應該參照河北唐山、山西大同、河南平頂山、遼寧鞍山、甘肅武威、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這樣一些以某種產業為中心而形成的城市,更多地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吸取它們失誤的教訓。當然,個舊所在的紅河自治州是我國民族自治州中的一個綜合條件非常優越的地區,其經濟和文化發展始終名列前茅。這就免除了發展大錫生產的諸多后顧之憂。
當然,個舊錫礦也與世界上的許多老礦區一樣,面臨錫礦儲量下降的困難。不過,"錫都"的品牌效應、其無形資產是難以估計的。這也不是個舊一家面臨的難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重要的冶煉和鑄造中心,并不與采礦中心設在同一地。通過輸入原料,而賺取增值利潤,是世界上許多冶煉鑄造中心的經營手段,采礦企業與冶煉企業都單獨經營,相距遙遠,甚至是跨國和跨大洲經營的。上海寶鋼于其鋼鐵公司附近,并不出產一塊鐵礦石,但卻成了我國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隨著世界產業分工的細化,資源交流的驟增,這種礦、冶分離的現象會越來越多。這也是現代國際化大生產的必經之路。
    從輸出錫錠到輸出高附加值的錫產品,特別是銷售高科技的暢銷錫產品,形成產業鏈,建立供銷網,這一切就是在建筑新的大錫之路。
今天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必須要克服短視行為,尋求持續發展之路,避免竭澤而漁的破壞性經營,發展地方優勢,尊重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近幾年鼓噪的"產業化",在許多行為都遭到了失敗和被嚴重扭曲(教育、醫療、體育、科研、文藝創作、演出市場等)。理論造假嚴重,模糊理論橫行,壽命不超過一年半載的"新理論"批量生產,造成了一種繁榮假象和嚴重誤導。但個舊的大錫生產實現"產業化"卻是一條康莊大道。錫錠永遠不會泡沫化,它永遠是拿起來沉甸甸,放下去鏗鏘有力。我們的祖先用錫銅鑄鼎,我們也要用大錫鑄成新的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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